引言

2019年6月16日，在CCF YOCSEF上海成立20周年之际，CCF YOCSEF上海学术委员会在上海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成功举办了一场以“协同创新2020”为主题的IT科技展望大型综合论坛。活动以上海为中心、邀请长三角地区以及来自全国的信息技术领域权威学者和青年企业家分享前沿技术洞见，点评热点技术趋势，通过思辨的形式探寻2020年以及后十年有潜力科技创新问题、学术研究挑战与技术应用机遇，鼓励青年人才大胆探索，促进IT学科交叉融通。

此次综合论坛共分五个篇章：智能篇、产业篇、系统篇、未来篇、感恩篇，大会共同主席为上海交通大学李超和上海电力大学温蜜。论坛邀请到了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日本工程院外籍院士李颉、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院长王晓阳、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副系主任唐杰、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张民等重量级报告嘉宾。大会得到了来自施耐德、浪潮、Intel、卫宁健康、上海乐言科技、Xilinx、美承、华为、上海兰忆网络科技、ZILLIZ等十多家企业的慷慨赞助，并得到了来自上海北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海乂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仁渝传媒、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当日，活动吸引到200余名全国各地的参会者，现场气氛热烈。会后，包括新民晚报、东方网、中华网、新浪财经、腾讯在内的多家知名媒体对此次活动进行了报导。

系统篇

系统篇技术论坛主要围绕计算机网络系统与芯片等卡脖子的硬科技领域展开。论坛由YOCSEF上海副主席、上海交通大学的蒋力和华东师范大学的陈铭松主持，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计算所倪光南研究员，日本工程院外籍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李颉教授做主题发言。

在演讲环节中，倪光南院士就网络安全的核心是技术安全为核心论点，用传统汽车与附加了网信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为例，阐释了未来应用场景下可控性对安全性的重要意义。同时，分析了中国网络信息领域的短板主要是芯片和基础软件（OS和工业软件），长板主要是互联网应用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他指出，虽然客观上我国网信领域的整体技术和产业水平已居世界第二，但在对形势的估计上，既不要夜郎自大，也不要妄自菲薄。相比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在网信领域是整体跟跑，但有些方面已出现了跟跑、并跑、领跑并存的局面。当前形势对中国发展核心技术，机遇和挑战并存。一方面通过“引进”获得核心技术已不可能；另一方面，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也更易进入市场，获得发展壮大的机会。华为的多年备胎，一夜转正就是一例。李颉教授首先介绍了信息系统安全以及安全漏洞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背景，接着从自身研究出发，讲解了一系列关键的信息安全保护技术。他尤其强调了在信息系统设计框架中考虑安全问题的重要性，通过规划、设计实现、运营管理和优化等环节的关键技术提升信息系统的安全性。

施耐德公司杨熠给倪光南院士颁发感谢牌

CCF上海分部主席白硕给李颉教授颁发感谢牌

   随后的专题讨论环节的主题是：“基础技术科研创新: 全盘出击还是瞄准七寸？”。除了两位演讲嘉宾以外，讨论环节还邀请到了还邀请了上海中科计算研究所所长孔华威、上海大学教授童维勤、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韩银和、复旦大学教授王新、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梁晓峣作为论坛嘉宾参与。大家围绕若干关键议题，与在场观众展开热烈互动与激烈讨论，以下是核心观点整理。

论坛讨论现场

议题一：国家产业政策如何，是否需要调整？

倪院士指出产业政策非常重要，像芯片那样生产投入极大、市场冷淡和国际竞争激烈的产业，完全靠企业有业绩压力，是行不通的。需要把市场经济和国家体制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在短期内有突破。李颉回顾了在日求学任教时的观察，他提到日本的芯片产业，虽然现在在走下坡路、企业长期亏本，但对芯片的自主研发一直作为一项国策在维持。孔华威提到国内的产业政策太多了，每过三年就有一个。长期的依靠政策要宏观，短期的交给市场。童维勤则指出产业政策频繁有两个根本原因：一、当前很多企业主要目标在盈利上，没有太多的精力放在研发核心自主知识产权上，没有在产业价值链向上攀升的动力和能力，原创性成果不够；学术界对产业贡献不够，主要成果仍然是论文，但未能给企业、社会带来成为真正有商用价值的技术创新；企业界和学术界都需要反思。韩银和强调在芯片领域必须要有产业政策，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芯片行业特点是投入周期长、投入大，而且我国的芯片行业没有先发优势。市场规律往往在这些涉及国家自主安全的领域失效，为此国家也在这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国家对集成电路研发的投入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国整个芯片设计产业的研发投入可能都不及英特尔一家企业的研发投入；整个芯片制造业的研发投入也远不及台积电的研发投入。我们的产业政策常常犹豫和摇摆，这些年来断断续续投入，出问题的时候“一阵风”式的密集投入（甚至重复投资）。产业政策应该围绕一个目标长期坚持。王新呼吁市场化比较容易的产业可以更多的依赖市场，但市场化不太好的更需要政府的扶持。扶持的方式方法和政策仍然需要优化。梁晓峣解释道，美国集成电路行业发展的好是因为他们崛起的年代是技术革新力度最大，集成电路产业资本最充裕，人才最多的年代。中国很不幸错过了这一个年代，市场已经被国外垄断了，资本自发投入很难，所以需要政府投入。韩国典型案例是三星。当年三星开始发展集成电路，韩国几乎举全国之力支持三星，现在看到了回报。台湾亦是如此在支持台积电等一干芯片设计制造企业。当前，需要政府扶持，但最关键的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政策的问题。我们需要中国有像谷歌这样的公司来做操作系统，像英伟达这样的公司来做芯片，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华为不得不把所有都做了。国家政策好了，资本自然愿意投钱。台下听众也提出了建议，其中一个观点获得了大家的热烈呼应：国家冤枉的钱投多了，投了很多钱在很多小公司做产品集成等非原创性的技术上；而真正能改变产业的创新技术本质上的钱投则很少。也有听众指出钱投在哪是关键，投在前面不如投在后面，“专家”无法判断则让市场判断钱应该投在哪里。

议题二：未来科研体制如何部署？

  梁晓峣指出当前项目的评审工作主要是专家来做，好处是比较让人信服，但有些实际问题，奋战在第一线的年轻老师会更清楚。现在年轻老师水平不低，很多从海外学成归来，但到了国内水土不服、人脉不多，申请国家项目困难重重。我们的企业做的不错，像华为每年派出大量研究员到顶级学术会议上接触年轻研究者。企业的敏锐度可能超过专家评审机构。王新也建议目前学校对科研经费的管理正朝着有利于科研的角度发展，要加大这方面的改进力度。韩银和建议向美国的SRC体制学习，提高企业对科研经费的配套，而且不要“虚”的配套，而是直接拿出真金白银与国家经费一道投入学术界。决定这些经费走向的专家组则可以由企业组成，这样可以确保经费落到实处，能产生真正的效益，而不是企业短期内报表上漂亮的数字。应该鼓励更多的学者去企业兼职，拉近学术和产业的距离。项目周期像SRC 那样设定为2-3年较为合理的。童维勤则认为应该从自身找原因，产学研为何不积极，一是企业本身对于技术的价值以及提升原创技术的意愿不强，而学术界则很少愿意倾听。当前有很多产学研的会议，演讲的企业大多在做变向的商业推广，很少提技术上的问题和需求；学术界则不愿意向企业提问题，可见学术界和企业界的隔离仍然很大。这也体现在校企联合申报项目的过程中，往往都是高校负责发表论文，企业负责示范应用，做了两张皮没有真正在骨子里合作。要解决这个问题，才能真正打通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隔膜。孔华威则拿投资投项目时的经验作类比，投项目时通常国内国外的项目同时考虑，为什么国外的产学研制度我们不能学习，我们已经尝试了很多中国特色的科研制度，这么多年来效果不佳，可以试着拷贝国外的产学研制度来尝试。李颉倡议学术应该从实际中找问题，学术和产业比较好的结合，企业尤其是领头企业最好能抛出一些问题，而不只是宣传自己。另外，希望在科研评审时要兼顾效益，尽量找牛校里懂行的专家。倪院士指出科研政策改革目标应是要把经费用到实处，产学研结合说到底还是人才的结合，如何让研究者下到企业，现在的唯一标准还只是论文，需要有不同的标准，而且最重要的成果转化是人才的转化。台下观众提出我国现在特别擅长计划式的科研体制，我们的科研支持体系目前已经完善，问题出在科研成果如何向企业转换，应该把国外先进的产学研制度拿过来。要从国家科研体制占主导转向业界和高校合作的模式转换。

议题三：自主可控：填补空白还是颠覆性原创？

倪院士不反对新的（例如5G）技术去做原创，但原来的人家垄断的技术也可以继续去做替代，因为替代有两个意义：1）替代人家但，实现自主可控；2）保护产业链的完整。李颉问道华为为什么有“备胎”？这是因为美国的政策变了，很多事情是慢慢逼出来的，比如操作系统和集成电路。我们国家关键的技术产权必须要做好。孔华威考虑了现在填补空白和自主原创两张牌肯定都不好打。从战略上来看，应该把长处体现出来，先把品牌和原创的打出来，之后再做自主可控、填补空白。童维勤则给YOCSEF的年轻老师提出了要求，希望年轻人在跨越了职称和生存的门槛之后，可以走自主可控的路。这才能有更多原创的积累。韩银和强调填补空白是必须要做的，是燃眉之急；颠覆性原创是未来协同创新必须要做的。这次华为事件提醒我们应有两个防备，一是储备自己的核心技术库，能对别人形成制约；二是要建立备胎。虽然这对社会研发资源有一些浪费，但这个浪费是必须的；最后，他也建议年轻学者在度过了Tenure后，必须做一些符合国家战略的事。王新指出高校中老师带着学生发论文是填补空白，也可能是原创性工作。颠覆性原创需要有生态体系，如果一篇原创论文没人引用，那是没有意义的。梁晓峣则举了自己的例子。他从美国英伟达离职回国的时候，曾呼吁要做自己的GPU，结果当时领导不同意；现在发现卡脖子问题了，有人说给5亿半年做出来。但这不可能，办不到。硬科技不是黑科技，需要先忍辱负重，先做“备胎”，像华为那样从3G、4G跟着国外巨头做，到后来慢慢在5G时代一举追赶上来。芯片产业不光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它有很强的程序粘性、需要庞大的软件生态圈，这是当前国内芯片企业的两大挑战。唯一的方法是先融入别人的生态圈，先做他们的子集，慢慢再与国外巨头的生态做交集，最后实现自主可控。

论坛主持人和嘉宾合影留念